《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恩里克·克劳泽著，万戴译，北京日报出版社年8月出版，页，.00元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Krauze）是墨西哥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出版商，《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Redentores:IdeasyPoderenAméricaLatina，以下简称《救赎者》）是他二十多部著作中的一部匠心之作。这本书的西文版厚近六百页，中文版虽仅翻译了前九章，成书后也有五百多页，已是不折不扣的大部头。如今年逾古稀的克劳泽先生出身墨西哥城的一个波兰犹太裔家庭。他早年追随著名经济学家和墨西哥学院创始人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CosíoVillegas，-），在比列加斯的葬礼上与著名诗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Paz）结识，不久加入帕斯主办的杂志《回归》（Vuelta）团队，先后任编辑和主编，从此与帕斯结缘二十二年。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年4月帕斯去世。
克劳泽与帕斯的政治立场相去不远，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墨西哥的当代政治，他既批判曾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也批评在恰帕斯发动起义的萨帕塔主义者，更在文章中将墨西哥现任总统、持左翼立场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ManuelLópezObrador）称作“热带的弥赛亚”。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克劳泽的一些批评，他一贯秉持的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严格来说，《救赎者》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并不新鲜，甚至相当陈旧。它是一个长期困扰拉美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毒舌一点儿，拉美为什么会失败？论独立时间，拉美地区诸国独立紧随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可谓得风气之先。当彼时也，亚洲和非洲的大片地区还是欧洲列强殖民的乐土；中国这个当时的老大帝国，距离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强烈冲击至少还有三十年。“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两个世纪下来，拉美的克劳泽们已经不再困扰“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美国”，而是开始发问：“为什么中国的猫抓到了老鼠，而我们的不能？”他们的国度非但未能跻身“美欧日”，反倒成了“亚非拉”的“拉”。
对此，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有人怪地理条件不行，热带人不擅长治理。也有人怪人种，混血导致机能退化。刚独立时，保守派怪自由派照抄照搬了美国的新模式，自由派怪保守派固守伊比利亚的旧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左派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右派怪苏联渗透及各色的造反派。一句话，总是“他者”的错。如此下来吵了两百年也未决胜负。
克劳泽写的这本《救赎者》给出的答案似乎只有简单的一个词：不务实。或者另一个词：救赎者。拉美地区盛产具有弥赛亚情结的救赎者，却稀有务实的建设者！他是这么说的：“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有着受人尊敬、广泛熟知的形象，但他们通常只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笼统而又抽象的信念，并不提供实用的想法。”显然，克劳泽从拉美内部寻找拉美问题的根源，把板子打到了拉美人自己身上，特别是拉美的知识分子群体身上。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二十世纪拉美地区的“救赎者”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知识分子观念的践行者，无一例外都是革命神话的虔诚信徒。用我们喜闻乐道的话说，救赎者们以为只要通过一场暴风骤雨的革命，就定教日月换新天！
恩里克·克劳泽事实上，“知识分子问题”是克劳泽一生都在思考的主题。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墨西哥革命的文化考迪罗》（CaudillosculturalesenlaRevoluciónmexicana,），审视了墨西哥“一代”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回答：为什么墨西哥知识分子选择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被囚禁在叙拉古的柏拉图，而不是谦卑的真理求索者苏格拉底？《救赎者》出版之时，距离第一本书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