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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瞿秋白辟一条光明的路农村青年杂志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为了帮助全国广大青年加强对党史的学习和理解,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集中选取在我党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位优秀共产党员的英雄故事,展现四个时期青年共产党人的壮丽青春,以此共勉奋进:中国共产党是拼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中,很多与《中国青年》杂志关联密切。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年)的共产党人。

“百年英雄:共产党人,永远年轻”系列报道③

青年瞿秋白:辟一条光明的路

文/李培艳

瞿秋白,本名双,字秋白,20岁参加五四运动,23岁入党,24岁担任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26岁成为中共领袖之一,28岁担任中共代理总书记。他曾热情洋溢地为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曾与鲁迅合作杂文十二篇,被鲁迅先生视为知己,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佳话。

年初,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留影

“那个城”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年11月24日,在恽代英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中国青年》第一集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名为《那个城》的“文艺杂著”。该文描写了一个小孩子孤身一人穿越沉默不语的大地与悲哀沉寂的暗夜,勇敢而又坚定地奔向一个城的动态历程,那是一个被大火摧毁,经历着无限苦痛斗争,但却在废墟中重建的仙境。那个城,活着,接近光华的太阳。据作者在《中国青年》上最初发表此文时的按语,这是一篇象征小说,那个城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而那个小孩即是指中国。小说象征着一个世纪以前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幻灭,转而向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求取新生之路的历史进程。

瞿秋白与《中国青年》

这篇半译半作的“象征小说”的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刚刚访苏归来。年8月,瞿秋白受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的邀请,被聘为特约通信员到莫斯科采访,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个到访苏俄的亚洲知识分子,亲历列宁时代的俄国。此次苏俄之行历时两年,年1月,瞿秋白归国,完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游记,写于年11月的《那个城》可谓这两本游记的余音。

年,可谓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有着决定性转折意义的一年。据恽代英回顾,正是这一年政治的黑暗孕育了历史的新纪元,使酝酿多年的革命终于找到了决堤的出口(参阅恽代英发表于年《中国青年》第一期上的《前途的乐观》一文)。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现代青年运动历史上,同样作为现代中国青年领袖与导师的瞿秋白,无疑与恽代英分享着相近的时代共识,在瞿秋白的小说中,那个孩子在奔向“那个城”的时候显得勇敢而坚定。

而且,此时的瞿秋白与恽代英都担负着引领青年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动员知识青年参与革命的实际工作。年8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执委,后递补成为执委。同年9月,在团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根据分工,恽代英负责“编辑”工作。在邓中夏和恽代英的策划下,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此时的瞿秋白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的编辑,同时在李大钊的推荐下,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与社会学系系主任,借鉴苏俄式劳工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链接教室与街头,结合教育与革命实践,引导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

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讨论

如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追溯瞿秋白的个人成长历程,像《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恽代英一样,其可谓科举废除之后,接受新式教育,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新青年。

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绅士家庭。他从小成绩优异,但高中毕业前一年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紧接着在贫穷与旧家庭的压力之下,他的母亲在年的旧历年底自杀。母爱的失却与一个大家庭的星散飘零,宗族内部富裕亲戚的冷漠,使年少的瞿秋白过早地体认了中国社会与大家族制度的切肤之痛,同时也引发了瞿秋白对中国社会问题与社会阶级的初步思考。他在《饿乡纪程》中将自己的家族定位为破产的“士的阶级”,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的死灭的病的状态和心灵的“内在需求”相矛盾,使青年瞿秋白敏锐地感受到了科举废除给知识青年带来的飘零与疏离之感。

年,瞿秋白随堂兄来到北京,后考入外交部专门训练外语人才的俄文专修馆,开启了瞿秋白一生与俄罗斯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因缘。而在五四运动前的两三年,瞿秋白曾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苦寂的生涯”,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瞿秋白深受刺激,刻苦研读佛学与“老”“庄”,试图通过哲学研究解决人生问题,因而逐渐产生“菩萨行的人生观”。

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改变了瞿秋白孤寂的求学生活,打开了瞿秋白的社会视野。五四运动中,他被推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评议员,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同志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

-年的瞿秋白

除了“文人”与“政治领袖”之外,瞿秋白其实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专家,在新青年一代中较早地开始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待青年问题,审视中国社会与历史。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对社会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与敏锐的判断,创造一个新社会是瞿秋白这一时期思考的核心。年10月,他与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杂志,倡导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研究旧社会的坏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的情况,明确提出改造大多数中下级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与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的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北京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一样,国内青年的思想同样烦闷不安。年北大青年学生林德扬的自杀引发了新知识界关于青年人生观的第一次大讨论。瞿秋白在发表于年12月3日北京《晨报》上的《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写道:“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改良,一步一步的做法,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要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

瞿秋白显然对林德扬的自杀持批判态度,提出沉静的研究、观察社会的病源才是解决青年问题的方法。为了进一步澄清青年的人生观问题,年前后,他先后在《新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革命的时机到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知识是赃物》《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读“美利坚新村运动”》等一系列文章,讨论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青年人生观问题等当时重要的社会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瞿秋白虽然有了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但依旧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信奉托尔斯泰式的新村主义与人道主义。

为中国社会寻找新生之路

自年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由乌托邦转化为现实,苏俄超越历史地完成了对人类文明新模式的创造,引发了欧洲、亚洲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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