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喜欢音乐的传媒新观察
“曾经大家想起摇滚乐的时候，不穿上衣的男人，留着长发拎着酒瓶叼着烟，在台上面摇头；其他时候和贝斯手还有鼓手在舞台发疯，然后下面的人就是着了魔一样“跳大神”。可能很早以前人们提起摇滚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提摇滚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起来的是什么。”
本文共字
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撰稿
赖维严嘉昕张芷言
编辑
古小磊张宇涵
排版
张宇涵
年夏天的一档综艺《乐队的夏天》将原本在中国属于“地下”的乐队文化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随着越来越多Livehouse、音乐节进驻各大城市，原来“小众”的乐队音乐逐渐登上各大热门榜单，所谓独立音乐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年12月19日，第四届“方舟音乐节”在宝山区经纬汇的露天广场拉开帷幕。演出阵容几乎全是上海大学的校园乐队，虽然没有什么知名乐队，但还是吸引了很多来往行人驻足观看。
夜幕与人群将舞台与周围的繁华商场隔绝，音弦震动，这是属于年轻人的音乐乌托邦。
Howtodreamtogether
“乐队的相处不是先处音乐，是先处人比较重要。你人处不下去，音乐再贴合其实也很难走很久。”
红色，再加一点橘，这样就不会褪成不适合的紫色。三年来，邹卓衡染遍了每一种他能够接受的头发颜色后，终于在年4月找到了这个好像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发色。和发色的选择一样，邹卓衡认为，为自己正缺人的乐队选择乐手也需要那么一点冥冥之中的缘分。
同在年，接触过许多乐手后，他总算遇到了“处得下去”的贝斯手小阜和吉他手冯缘；再加上原本的鼓手龙虾，这个由“三大件”组成的乐队叫作延误线。
“延误线”这个名字是邹卓衡起的，在网易云音乐的简介里被他以“有感于总是沸腾着的生活，而人们就在这样的列车上漫无目的地冲撞”作解。
邹卓衡进一步解释，延误代表着消极事物；生活则是一条没有其他方向、只能永远向前的单行线；而延误线是在认识消极本质后依然坚持下去的一种“消极意义的积极载体”。
这种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注解也体现在乐队简介的最后：“祝你总有去经受住煎熬的勇气和力量。”
橘红色的邹卓衡与延误线
年，由于小阜忙着考研，大二戏剧影视美术专业的阿闲暂替了他的位置。眼睛很大的阿闲和眼镜片很大的冯缘还有另外一支乐队：Eureker，中文音译为游离壳。这是一个希腊单词，使用场景是发现绝妙之物时的惊叹。“大概相当于中文里的‘绝绝子’”，冯缘介绍。
游离壳的组建过程像是一场缘分碰撞带来的意外惊喜。当冯缘提出想要尝试打鼓时，对他的两个正有组建乐队想法的朋友——阿闲和来自云南的吉他手小祝来说正是“Eureker”。目前的游离壳只有三人，因为他们的想法与延误线相似：“必须找到契合的人，而不只是一个会弹乐器的人”。
然而，并非所有校园乐队都专注于“小而精”的理念。成立三年的Parox现在就有13个人，包含大提琴、小号、长笛等，“快成一个交响乐团了”，小号手张罡玩笑道。最初的Parox只有6人，来自同一专业的贝斯手、鼓手、键盘和主唱组乐队正缺吉他手，刚刚入校的傅张与室友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毛遂自荐，组成了Parox。
Paroxetine本是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遗憾的是演出时没有一个主持人能念对。于是，傅张只取了单词前五个字母纹在手上，从此队名变成了更加简洁的Parox。
傅张手指上的“Parox”
随着第一个主唱的离开，Parox几经人事变动，最终在“四大件”的基本框架里填充了许多乐队用得到的乐器，人数日益壮大，甚至每个位置都有两人可以替换。
当音乐响起
乐队成立后，最主要的活动当然是玩音乐。而对于每一支新成立的乐队来说，“玩音乐”的入门教学通常是翻唱，正如傅张所说：“没有哪个乐队是听听歌、聊聊天，回去就能写原创的。”
万青、草东和痛仰是对Parox影响最大的三支乐队：痛仰的吉他技巧和副歌旋律的反复；草东的编排习惯；万青歌曲里小号、布鲁斯或爵士的运用……都是Parox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因此，Parox的演出通常以草东开头，万青结束；尽管是翻唱，但Parox没有一首是完全照搬原曲，而是根据成员自己的想法在细节上进行改动，从而使歌曲变成“Parox”的风格。
傅张把乐队的创作模式定义为“即兴驱动型”：由傅张首先写出吉他和弦和整体走向，排练时其他成员根据框架即兴编曲。
Parox乐队在进行演出
作为一支翻唱经验丰富的乐队，傅张觉得Parox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来创作自己的歌，他们计划在今年9月之前至少完成一张ep的发行。
第一张EP的第一首歌，傅张以醉酒人眼中的摩登夜色为创作视角，“这首歌是关于夜晚或者爱情的故事。当时在想歌名和歌词，有天半夜4点多回宿舍的时候，看到G3楼下的垃圾桶里面有一束被丢掉的玫瑰花。那天是七夕节。我就觉得很好笑，是一个男生表白失败了？还是一个女生收到了舔狗的礼物？还是单纯这一束花今天没有用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只能编一下吉他和bassline，但是延误线他们用电脑做的比较多，我没那个水平。”在上海大学的校园乐队之中，傅张对延误线是有些羡慕的。
事实上，延误线最初的三首demo是邹卓衡的室友帮忙混的音，听惯经过专业唱片工业生产的歌曲的耳朵或许会觉得这三首“卧室音乐人”的作品充满了粗糙的原生力量感。尽管制作不算精良，但每一首都足够真诚。
三首略显粗糙的Demo陆续发行在了网易云上，被一家音乐公司看中，一直以来梦想做职业乐队的邹卓衡欣喜若狂，立刻签了约。在公司的录音室里，延误线的第一张制作精良的EP——《夏腥》诞生了。EP的第一首歌《泮池夜话》像是对乐队起源地的一种隐晦的标示。“是走在泮池边上的时候想出来的”，邹卓衡回忆起这首创作已久的“新歌”。
四年前，上大学的第一天，他在泮池边散步，猛然想到周遭经历的变动，忽然有感而发，边走边把提纲写下来，回去之后再从中提炼出歌词。他的创作灵感通常都来自于像这样“走在路上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喜欢延误线就是因为他的词，”参加了将近一年延误线演出的阿闲总结，“邹卓衡的词就是很有细心雕琢感”。这份“雕琢感”还从歌词延伸到了每首歌的整体——他对段落化创作的自我“偏执”：
“这些文字本身，是我在这里想象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再去构建它的音乐。我会做很多的段落，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之间的转化是有内在逻辑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体的。”
“你能从他写的歌看出他这个人的个性。”冯缘评价。
高度敏感，是邹卓衡对自己的评价。
阿闲曾经用延误线的歌词制作表情包，结果惹了邹卓衡生气：“这词可是我在家想了多久的，你居然拿它做表情包！”阿闲有点委屈地嘟囔：“我就想，一个词、一句话你想那么久……我写歌的话一个课很无聊我就能把一首词写完。”在两支乐队都参与创作的冯缘非常赞同阿闲的说法，比起以一人为核心的创作模式，他更加喜欢游离壳这样随性的模式。
游离壳的模式是三个人共同创作。一首歌最初往往来源于一个动机，一段旋律，再在排练室里将各自的想法碰撞出火花。算上intro，乐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创作了三首歌。“虽然还不是特别稳，但是那个劲已经出来了。”冯缘笑道。
这种机制无疑对成员间默契的要求极高，而默契正是游离壳最引以为豪的优势：即使在没有充分排练的情况下，游离壳也自信可以完成一次高水准的现场表演。吉他手小祝将之归因为信任：“因为我们都相信游离壳。”而在游离壳担任鼓手的冯缘则以多元为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代表这个乐队。”
路向何方
在签约公司后，演出逐渐成为了延误线的乐手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去年的圣诞和元旦两个假期，延误线过的很忙碌，短短五天时间，他们奔赴于周边各地，前前后后演了五场。从最开始作为暖场乐队出场，到演一些拼盘和联合专场，延误线慢慢积累了自己的粉丝，乐队似乎也可以算作是刚刚起步的事业了。
对于邹卓衡来说，做一支职业乐队不仅是他最初的梦想，也是一直以来坚持的方向。作为一名建筑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并没有做这一行的想法，“做设计师可以，但是不能做建筑师。”签约公司后，他更加坚定了要做全职乐队的想法。
不过，真正能够靠做乐队维持生计的音乐人在中国少之又少，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年的调查，只有6%的音乐人能完全依赖音乐带来的收入。这个数字虽然近年来随着音乐市场的扩大有所提升，但其增长的幅度依旧是有限的。因此，尽管相信自己的音乐可以带来收入，邹卓衡也准备了planB：“靠全职乐队赚不了钱的话，还是想做音乐行业相关的。”
演出中的邹卓衡
傅张则非常清楚玩乐队只是自己的爱好，在职业规划上他另有考虑：“像工作这种东西，我觉得肯定会厌倦吧；如果真的哪一天，让我把玩音乐作为自己的工作，万一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还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可以去做呢？”
与人生方向明确的邹卓衡和傅张不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冯缘颇是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期：“大一大二的时候，玩过一个乐队但是没有玩起来，然后……这种不太好表达出来，就是那个时候状态挺糟糕的。”除了玩乐队的新鲜感褪去，另一方面，尽管学业成绩不错，冯缘认为自己的专业所学泛泛、“漫无目的”，让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太认得清自己，什么事情都会跟着别人的说法去做，会容易被别人影响，容易动摇。”延误线的签约于他而言是一个看清未来的契机：“我想做游戏音频之类跟音频技术相关的工作。”
高年级的乐手们已经逐步迈向社会的大门，刚刚结束预科升上大一的小祝则还在考虑分流的去向；大二的阿闲正筹划着将来通过考研深造艺术专业。但是，尽管人生方向各有不同，没有一个人未来的规划里是不包含他们的乐队的。
21年6月，游离壳在宝山边的排练房为第一次登台演出做准备
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太多因停摆、人员关系变动而回不到从前的乐队，傅张深感校园乐队生存不易：“Parox如果再经历大的人事变动的话，其实无论是对之前排练的成果、之后的发展，还是对整个风格，哪怕是从朋友关系上来说都是很没法接受的一个事情。”
而校园乐队面临的生存危机也不止人员流失和变动，经济原因是另一项压力。乐器、场地、录音棚、排练室……几乎每一样都需要自己掏钱。对于成员以学生为主的校园乐队来说，如何维持乐队正常运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Parox主要用演出赚来的钱投入乐队运营，他们为此跑过多场商演：从校级文化交流活动到商场开幕，甚至是别人的婚礼……
“我们队没有说哪个人家里是富二代的，我们也不是很希望用爸妈给的东西去支撑自己的爱好，花很多钱。”
延误线尚未完全起飞时在蜂鸟训练房
已经签约公司的延误线现在终于有了免费的排练室，不会再经历20年4月那样因经济问题而停摆的困难，但演出的收入依然很微薄，“只能算作一点小小的奖励”。
同游离壳一样，他们的经济来源还是会依靠家人的一部分支持。但“从大学生到社会得有个过渡，自己赚的钱比例会越来越大的”，冯缘笑道。
寻找无菌乐园
插上耳机，物质世界的压力在音乐的理想乡里得到缓解；摘下耳机，这些摇滚乐爱好者们却看到了一座尚在建设、还有些畸形部分留存的建筑——中国目前的独立音乐市场。
一方面，正如延误线第一次在网易云发了三首demo便有公司私信签约，如今的摇滚乐市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平台愿意提供给新乐队展示的机会，“至少独立音乐算是在开花吧。”
另一方面，“新乐迷的审美没有跟上市场的体量”，冯缘和傅张对目前的市场审美保持怀疑，“如果说随着市场扩大，大家的音乐审美变高了，或者说大家的鉴赏度提高了，我觉得不见得。”
当门槛降低，市场扩大，熙攘人群涌向“流量密码”，“独立音乐原有的标准被模糊了。”邹卓衡叹息。
年轻的摇滚乐手们向往着一片孕育自由、朝气和理想的土壤。在上海，五角场里的艾尔花园和NeoBar是属于他们的理想花园，像是独立音乐的小集散地，那里不仅有便宜又专业的设备，更有许许多多认真做音乐的人。在被smallstage无限拉近的乐队与台下观众的距离中，一种名为摇滚精神的东西正汲取着养分，恣意生长。
延误线在艾尔花园
冯缘觉得，摇滚不一定是“反抗”或是“浪漫”这样的具象标签。正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浪潮过去之后，后人才将“嬉皮士”的名字冠以上一代特立独行的“反叛”青年。
今天的年轻乐队们拒绝用一个特定的词语描述自己的风格或定义摇滚：“你没必要给自己打一个标签。”
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摇滚乐爱好者对于整个时代环境表现出的“反叛精神”，当代的年轻人更多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反叛”：
“明知做乐队很难赚到钱，但你还是义无反顾，用心去做，尊重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还挺酷、挺摇滚的。”
而在傅张这里，中文语境下的摇滚精神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的共鸣，那是只有在相似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共享的精神内核——真实地表达自我：
“高虎说的那些愿爱无忧，万青去记录的那些故事，草东表达的那些所谓当代年轻人的思想瓶颈，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可能也是我们内心的声音。然后我们才会跟他们产生共鸣，才会说大家一起去为了摇滚乐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可能这么做的人多了就有了所谓的摇滚精神。”他说，“你如果要一定要说一个词的话，我觉得摇滚精神就是真实，真实地表达自己，或者说真实地去记录一些东西。”
真实的自我表达、深刻的文化内涵、对自己的反叛和拒绝标签化，这是他们心中对摇滚精神的理解，也是他们为自己建造的“无菌乐园”——无关市场，无关听众审美，无关场地费和演出收入，无关“是否穿上衣、是否疯狂”，有的只是他们对音乐最纯粹的向往和追求。
这就是他们的回答。不唯一，但很摇滚。
“任尔西东南北风，何处再相逢”
采访于年年末
原标题：《上大校园乐队：报理想主义以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