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敬明小说改编的系列“粉丝电影”引起观众和学者讨论。以《小时代》为代表，因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扭曲价值观的传达以及幻灯片展现式的叙事手法，形成了“郭敬明特色”。但是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悲伤逆流成河》因其独特的青春视点，新奇的视听感受和沉重的现实价值，成为郭敬明小说改编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这部由落落导演的青春片，以校园霸凌为切点，划开了青春光鲜背后潜藏的黑暗不堪，用影像语言呈现出不同空间下的多重暴力。
1、家庭空间：密闭空间下的隐形暴力
电影作为一种以视觉画面为基础讲述故事的艺术，通过直观的空间呈现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魅力。影片开头的摇镜头、冷色调以及昏暗的光线造型构筑出了主人公的生存空间：一间位于上海弄堂里的老式楼房。主观化的叙事镜语中，空间被赋予了强烈的情感倾向。这个物质概念上的家对易遥而言是难以忍受的“悲惨世界”：脾气暴躁，做着不体面工作的母亲时常的打骂；父亲的缺失，家庭结构的失衡导致她在缺失母爱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情感补偿；正值青春的她又患上难以启齿的病痛。
“家”对于易遥而言，只是需要定时离开的住所，母亲肮脏交易的场地，充满情感压抑的囚笼。这种家庭空间下的畸形关系导致了她自卑、孤僻以及悲剧的必然。隐形的家庭暴力摧毁着和易遥一样的青年，他们是《小武》中被冷漠亲情推离正规的小武；《十三棵泡桐》中失去母亲后叛逆早恋的何凤；《左耳》中被破碎家庭影响酿成悲剧的张漾。他们是家庭空间下精神迷惘的受难者。隐形暴力下的悲剧使得青春主体成长载体的家庭产生了独特的空间意义。
窗外狭长的弄堂，交叉乱扯的电线展现出日常的市民生活图景。但是日常空间里呈现的并不是传统和睦友善的邻里情。对门两户有着贫富鲜明的家庭布置，地理位置上的临近被紧闭的房门阻断。以邻居齐鸣妈妈为代表的街坊邻里们在攀比中获得优越感，将人分为观念上的三六九等，尽显世纪之交人们的冷酷无情。成年人世俗的偏见，像乱扯的线将弄堂里的人囚困。单纯青年易遥和齐鸣在压抑的空间中被隐形的观念暴力隔离，在成年人的言语攻击中将易遥推至深渊。导演在这种主观的景观符码和视觉意象中呈现出了青春主体与生活空间内各种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仇人般的母女，路人式的邻居，将易遥置于无力的现实，在空间情绪的塑造中透露出灰暗、绝望的感性色彩。
2、学校空间：“陌生”场景下的身体暴力
校园作为青春类型电影的主要场景，以集体性的空间呈现和符号化的叙事元素构筑了青年男女“乌托邦式”的群像生活。校园中的小道、操场、图书馆常作为叙事空间展现青春的萌动或叛逆。这些熟悉化的场景契合了青春片怀旧特质，在空间造型上唤起观众记忆。但是导演落落颠覆了传统青春片中的场景功能，以异样病态的视觉呈现书写了一出“陌生化”场景下的暗黑童话。校园的传统意义被消解，教室、天台、河边的功能在重置后完成暴力叙事。
教室。密闭的校园空间是社会的缩影，尚不成熟的学生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校园生存法则。一样的桌椅摆置，统一的学生服装，这种竭力同化的空间呈现，自然使异类成为众矢之的。唯一穿着旧校服的易遥在教室空间中瞩目，因为身体的疾病，她被同学们当作“病原体”，成为众人残酷的施暴对象。剪头发、抢东西、语言侮辱、身体伤害，这些直观的暴力形式在导演感性的镜语中以MV方式展现。教书育人的神圣场地被稚嫩的学生滥用，成为了众人残酷暴力的发泄场所，尽显道德教化的缺失和人性的悲哀。
天台。传统青春片中的天台有着独有的意义所指。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偏僻的地理环境，是青少年放飞梦想和暗生情愫的平台。但是这部影片中的天台在逐渐拉大的镜头下展示了丰富的视觉信息。大全景下的天台满是不堪入目的脏话和擦不掉的大字。巨大的空间成为了众人的“留言板”，隐蔽的空间成了众人泄愤的“庇护伞”。丑陋的人性在天台上崭露无遗。天台上松垮的栏杆也成了顾森湘死亡的推手。这种空间的的符号意义被消解重置后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痛感体验。
河流。宽阔的河流是易遥宣泄情感的出口。河边的微笑是她与世界的短暂和解。但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挣扎不脱的多重暴力将她推上河道。选择一种毁灭式的方式解脱。置于河底的幽闭空间，四周的水像一齐拥来的暴力将她吞噬。可是河岸上只有冷漠的看客，比河边的石头还要冷默，比深处的河水还要冰凉。她处在水中的深渊，也活在现实的深渊之中，同样的挣扎，也同样徒劳。极端的毁灭使她重生，以巨大的代价换来家庭和解以及秩序重构。
影片以碎片化的镜头语言、感性化叙事实现了悲感的情绪体验。传统的空间意义被消解重置，传统的情怀消费被深刻的现实之思取代。社会学家李银河称这部作品：揭开了青春阴暗残酷的一面，是我们全面了解青春期经历的一部迟来之作。尽管如此，影片本身仍有着无法忽视的不足：情节碎片化，叙事逻辑断裂，矫情的小说式台词以及刻意悲感的情绪堆积。但总体而言仍算是一部较为合格的改编作品，其存在的意义大于影片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