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懂事的时候，避孕套是（单位）下发的，没有说在商店里面去卖的，更不要说去卖一些性用品呀什么的。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很多人是没有单位的，不可能到单位去领这个避孕套，他也没有地方可拿了呀。”
五十年代各大单位刊发的成人卫生知识读本
这家店的老板文经风说，小的时候最期待爸爸下班回家，等着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块牛奶糖或者小饼干。但偶尔衣兜里的零食会变成一个黑色小袋子，每一次爸爸都会急急忙忙把它塞进抽屉最深的角落里，不给他看，也不让问。等长大了，进了邮政局工作，文经风才知道，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单位按需分配的避孕套，像个怪物一样，要被关起来。但欲望是人之本能，而单位却不是人人都有，那些没有地方拿到避孕套的人该怎么办？偶然一次看电影的间隙，文经风意外窥见了某个一闪而过的镜头——“SexShop”，性商店。原来这就是答案。既然有人缺，那为什么不能卖？文经风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要把外国人的那个“SexShop”性商店，搬进生活里。搬进中国人的生活里。但那是个什么年代啊？“一个结婚3年的女人，丈夫先天性阳具发育不全，一直没有性生活，她一直没觉得有哪里不对，直到被人强奸，那竟成为了她人生的性启蒙课。”“另一个男人，和媳妇结婚五年，一直没有孩子，双方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偏方，医院检查，才发现女人至今还是处女，两个年轻人都对性一无所知。”什么年代啊？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把“性”搬上台面，甚至对避孕套明码标价的文经风，简直是个“神经病”。隔三差五就有人拿着大红油漆，趁着深夜跑来在玻璃门上写下“变态不要脸”。正对面的街道成了摆摊热门地段，每天都有一群人凑在这里议论文经风和他的“流氓店“。但店铺里总是冷冷清清，站在“街道对面”是人们留给自己的“清白距离”。开业半个月，没有一笔生意，甚至连一个愿意靠近这里的人都没有。直到第16天，“亚当夏娃”误打误撞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天下了雨，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文经风照常一个人守着店。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等他看清楚柜台里摆放的安全套时，整个人都楞住了。文经风也楞住了，他甚至觉得这个小伙子只是因为外头雨太大进来躲个雨。小伙子先是紧张地往外面撇了一眼，小小地松了口气之后在店里转了转，表情腼腆又严肃，最后掏钱买走了一盒避孕套。9.6元的生意，文经风的店终于开了张。他兴高采烈去隔壁包子铺买了一屉包子回来庆祝，花了10块钱。花的比挣的还多。文经风高兴，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他高兴早了。等到第二天，天气放晴周围的人又围过来，但还是没一个人愿意走进来，或者说没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来。大家站在外面，“像看怪物一样”透过玻璃门看着里面。有人翻着白眼也有人带着一点好奇。文经风突然意识到，或许需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一个正儿八经进门的理由。就像之前误打误撞进来的那个小伙子，大雨和冷清的街道给了他理由，也给了他勇气。“我就是进来避个雨，顺便转一转。”其实很多人都需要那盒避孕套，但很多人还没有遇到“这场大雨”。文经风开始给各大报社打“我开了一家性用品商店，你们来采访一下吧！”那个年代，报纸电视在老百姓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经风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周围的百姓了解自己的店，他想告诉他们，“性”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用避之不及，这只是最正常的生理欲望，和穿衣吃饭没什么不同。就像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之间，本就是人类本能。《北京青年报》是第一个来报道的媒体。“年3月23日，在北京赵登禹路号一家名为“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商店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创始人文经风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短短几行字，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世界级媒体也闻风而来。法新社，埃菲社，BBC加拿大国家电视台，《泰晤士报》的记者们挤满了这家“中国第一成人用品店”。各国记者在文经风的店老板文经风和他的“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出了名。最后就连央视电视台也做了专门报道。之前围在玻璃门外的那些人似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他们拿着报纸，走进店里，从最开始的鄙夷批判，慢慢到后来的好奇观望。大家心照不宣，这是人群的默契。从讳莫如深到被提起，“它代表一种开放，代表意识上的一种开放”。曾经困守在玻璃门里的文经风终于和人群站到了一起。当初开这家店的目的，他终于实现了一点点。曾经那些不肯租店面给他的房东们也来店里，相比其他人他们显得更局促，但是又架不住实在好奇。文经风大度的笑一笑，热情地招待所有顾客。他只是越发感谢当医院王院长的帮忙，要医院名下的这间小屋租给他，现在的这一切大概都还是泡影。替自己感谢，更替老百姓们感谢。他始终记得，在《北京青年报》的那篇报道问世之后，有一个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头跑来店门口，转悠了整整三天，时不时抬头看看招牌，然后低下头抹一把眼泪。文经风走上前，听到老人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看见了，我终于看见了啊！”他给文经风掏出包里厚厚一摞旧的发黄的手稿，老人说那是他的毕业论文。在“亚当夏娃”出现的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中国应该普及性用品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言论。他在论文首页写道：“人的本能如果被刺刀割断，其结果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而这种增强往往是畸形的。”这些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言论，在当时却被打成了“异端”。因为不肯修改论文方向，这位老人没有拿到毕业证，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后来甚至被定了“流氓罪”入狱改造。在狱中，他被拔光头发，打掉牙齿，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流氓”，用生命死死护住了这篇手稿。直到在报纸上看见“亚当夏娃”，他说我现在死也能瞑目了。老人颤抖着将自己十几万字，一字未改的手稿拿给文经风看，嘴里反反复复的说着：“看到了看到了，我终于等到了啊”
曾经因为“性”被污名化的老人，终于在垂暮之年等到了这份迟到的认可。来这家店，更多的是那些被“性羞耻”困住的男男女女们。曾经有一个顾客，进门就叫嚣着要找文经风干架，他嚷嚷着：“我用了你避孕套怎么还怀孕了！”细问之后才知道，这个顾客是第一次买避孕套，不会用，医院请教医生，医生用拇指比划着，将避孕套套在手上指导他。结果顾客误以为避孕套就应该这么套在拇指上用。妻子检查怀孕了，他气急以为文经风糊弄他卖给他假货。挺可笑，也挺真实的。还有一次，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红着脸跑进店里，支支吾吾地问文经风：那个了要怎么样才能避孕啊？文经风有点不敢相信，这个年纪的男生应该不敢吧。再一问才知道，男生说的“那个”其实就是某天下课忍不住偷偷亲了女朋友一下，为此他和女生担心害怕了好几天，又不敢和家长说，只能跑来这里求助。原来拉一下手就能怀孕这种话，是真的有人信。当时人们的性知识，就是愚昧无知到了这种荒唐的程度。“谈性色变”而羞耻，被困其中不自知。和那些性知识匮乏的顾客接触久了之后，文经风和店员们渐渐承担起了性教育和心理辅导的工作。后来，来咨询的人比买东西的还多，他干脆开通了咨询热线，五条电话分机经常全部占线，打来的电话里有不少咨询性知识的，也有想要倾诉秘密的。至此，这些人和故事，这些本该堂堂正正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个出口。年在北京计生委的主张下，文经风参与制作了中国首档成人性教育栏目——《生命·生育·生活》。节目在电视台一开播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收视率飙升。一只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就会在大洋彼岸掀起一场风暴。从那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第一排学生都坐不满的性学公开课《外国性观念发展史》变得热门起来。李银河和丈夫王小波在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成了书架上的畅销书籍。年，文经风收到了一本《20世纪中国大事记》，这间年开业的中国第一家性商店也被收录其中。也是那一年，文经风收获一个江湖名号——套爷。带着点调侃，也带着开山始祖的分量。中国人的性与爱终于见了光。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性的认知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早在年，中国避孕套销量就达到亿只，年，中国情趣电商市场规模达到.6亿元。超市收银台的货架上，安全套和口香糖摆在了一起，24小时自助成人用品店也开进了城市角角落落。看起来，社会对于性商品的包容度已经明显提高。是的。但很遗憾，也只是这样了。文经风凿开壁垒透进来的这束光虽然照到了城市的脉络里，却还未真正照进人们心里。“性羞耻化”依旧存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失。到如今，有多少父母在回答孩子“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时，依旧选择逃避糊弄。一句“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简直就是中国孩子童年的噩梦和共识。就连学校刊发的性启蒙教材也被某些家长视为“洪水猛兽”，本能地抵制，质疑，拒绝。最后的结果，男孩不清楚如何避孕，女孩不知道如何防范。于是坏人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未成年掉入性侵的泥沼。年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葛优饰演的李东宝说过这么一句话：裸体一旦成为艺术，便是最圣洁的；道德一旦沦为虚伪，便是最下流的。同样的道理，性话题如果成为科学，便是最安全的，性教育一旦沦为敷衍，便是最危险的。性与爱的话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性无知才是。文经风曾经说过，这一切其实冥冥之中本该如此：当时央视来报道，我们这条节目要播的前一条，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去世，完了就是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一个巧合也特别有意思。就好像预示着一个旧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今日作者文经风和他的“中国第一家性商店”的故事今天也在视频号同步上线啦，扫描下方
